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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一重:从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 自主创新对标全球一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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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9-12 16:33:2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“再工业化”与国内外需求不彰的双重挤压。作为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业的“领头羊”——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致力从制造向制造服务并重转型升级,实施生产流程再造,并扩围产品领域,对标全球一流高端装备制造企业,实现自主创新发展。
 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始建于1954年,是中央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53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,主要为钢铁、有色、电力、能源、汽车、矿山、石油、化工、交通运输等行业提供重大成套技术装备。现在,中国一重[1.37% 资金 研报]已成为拥有四大生产基地及30余个子公司(事业部)的整体上市企业,资产规模达360亿元人民币(下同)。
  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重型装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明显下降”,中国一重集团总经理吴生富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坦言,作为“工厂的工厂”,一重集团转型的压力并不轻松。
  后金融危机时代,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,新的增长动力源尚未形成,美欧掀起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和“在工业化”,人口红利驱动制造加工环节向东南亚等地转移。与此同时,中国国内经济进入换挡期,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严重,需求疲弱。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业面临多重挑战,企业合同订单逐年下降,转型升级迫在眉睫。
  “中国一重首要的转型是从制造型企业,向制造和服务并重型企业转变,在保持制造能力的同时,转变成为用户提供全面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”,吴生富说。
  德国西马克、奥地利奥钢联等公司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巨擘,几乎无一例外的是,这些企业主要提供系统解决方案,除了主泵等核心部件制造,其他加工制造全部转向其他国家,以获得全产业链最大效益。
  瞄准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制造企业,中国一重提出以向制造服务转变为核心,不断提高产品开发、工程设计和工艺设计水平,以工程总承包为载体,提高企业的项目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。
  目前,中国一重的转型已显出成效,其自身开始从传统制造中抽身,将初级制造承包给其他制造企业加工,并成立专门从事工程总承包的部门,在冶金、石化等领域实施工程总承包,承揽工程总承包合同总额已接近70亿元。
  同时,一重集团在钢铁、炼油化工、环保装备等领域的转型亦实现突破——掌握了煤焦油制油的系统解决方案,将工业副产品煤焦油加工成柴油、汽油;具备了烟气脱硫脱硝除重金属等的一体化成套技术。
  针对此前大多单件小批量生产,导致生产周期长、效率低、产品质量不易保证的困局,中国一重开始实施生产流程再造,将“专业化、自动化、信息化、流水化、绿色化”融入生产流程。
  “中国一重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企业生产流程再造,目前工作量已经进行到一半”,吴生富介绍,在热加工领域,中国一重已对炼钢、铸钢、热处理、锻造工序进行全流程工艺改造;在冷加工领域,用专业化、自动化提高效率。他特别提到企业自主研发的“筒节成型机”,此前石油化工大型容器只能依靠经验进行人工锻造,筒节成型机既提高了生产效率,也保证了产品质量。
  中国一重对转型升级的探索不止于此。目前,一重集团也在不断开拓新的产品领域,从工业装备向能源装备、工业装备、环保装备、装备基础材料并重转变,包括研发海上钻井平台中替代进口部件的设备,掌握风电系统核心技术,推广环保设备卧式辊磨机,并在海水淡化项目上取得中试成功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官方加速重启核电的信号,或给中国一重带来新的发展机遇。今年年初以来,从全国“两会”,到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,再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,中国高层频频释放加快重启核电信号。据介绍,中国一重在核电大型铸锻件占国内市场80%的基础上,正致力成为核蒸汽系统供应商。
  工信部数据显示,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,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,稳居世界首位。但中国离装备制造业强国尚远,与先进国家相比,自主创新能力薄弱,研发设计水平较低,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。
  实业兴邦。中国一重能够在重型装备制造市场的低迷中“一枝独秀”,或许源自企业的自主创新情怀。“要想超过别人,学到一定程度一定要走自己的路,所以一重立足于掌握全套核心技术,并不追求挣点小钱”,吴生富对记者说。
  中国一重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,可谓“边陲小镇”。为了留住人才,中国一重将设计、研发部门设在大连、天津,并以多项优惠举措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。目前,中国一重已拥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2382人,其中高级职称人数1008人,国家千人计划人才5人;集团已开发研制新产品400多项,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400多项;产品也出口至美国、德国、奥地利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国家。
  当然,转型升级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。吴生富坦言遇到的难题——“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要拿到合同真的很难,大家都相信老外,不相信自己”。一面是与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竞争,一面是设备投资者要求风险最小化,留给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试错空间似乎越来越小。
“中国能不能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?关键要有创新的自信和包容,如果技术总是没有突破,未来可能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的问题”,吴生富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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